碑碣中的“淮阴城”历史

 2004年，由香港天马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《淮阴金石录》一书中，刊载了竖立在淮安老城府市口“淮阴市”碑的正、反两面照片。在说明文字中，这样写道：

此碑建于唐代，原立在淮阴故城中（即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），明时被移立于淮安府市口，后损坏，存放在楚州区勺湖公园内。时年，淮安府又仿制一块，现立于城内。

在这段话中，“淮阴故城”后用括号主观说明淮阴故城就在码头镇，而楚州区即指今淮安区。根据今存大量淮安历史文献、地方志、碑刻等记载，《淮阴金石录》一书所说，有失偏颇。

竖立于淮安城北门府市口的“淮阴市碑”

一、由“淮阴市”碑说起

首先，“淮阴市碑”并非唐碑。其碑身落款处有两个人名，皆为明代人。古人喜欢信而好古，不至于将珍贵唐碑磨平，再镌刻一块与原碑同样内容的碑。碑上两个落款的人名，一为“知府王廷器重修”，另一为“东鲁刘大文题”，虽都是明代人，但先后相差了100余年。

王廷器，名瑜，字廷器。宣德八年（1433）任都指挥佥事镇守淮安，充左副代陈瑄镇淮安督漕运，累进左军都督佥事。而刘大文是在150多年后的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才来淮安担任淮安府知府。碑中，王廷器并未担任过知府，却署称“知府”，刘大文确是知府，却只泛泛署了自己的籍贯地“东鲁”。这是为何？一种说法是在宣德年间王廷器曾重修过此碑，而到了刘大文时，碑损重勒，并继续署上王廷器之名。刘大文署王廷器为知府，或许是因为王廷器镇守淮安时行使过知府的职能，也或者是古人的那种谦逊，才会有了这样一个题署方式。所以，磨唐碑刻新字之事更不可能发生。

其次，“淮阴市碑”并非从码头镇“移立”到府市口。据前文所示，碑中出现的两个人名都是明代人。一个是镇守淮安的“权官”，一个是淮安府的“父母官”，两个人的工作地点都在淮安城内。如果两个人都在他们生活的时期重修过这块碑的话，那更说明此碑之前就有已损之碑，并在原址重立。因损而修，几次更迭。且府市口的“学名”就叫“淮阴市口”。若简单表述，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官员，为淮安城内的“淮阴市口”几次修复了“淮阴市”碑。类似的事情，历史上在淮安城内最平常不过。“淮阴市”碑并不是名碑名刻，若与淮安城没有联系，不管是淮安人王廷器还是山东人刘大文，重修它为何？所以“移立”之说不足为信。

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砸断的“淮阴市碑”

第三，勺湖公园中的“淮阴市”残碑是“文革”时期砸断的，并非是封建时期，且“淮安府又仿制一块立于城内”，纯属臆造。在淮安区北门大街与东门大街之间道路未拓宽前，此碑东西朝向贴于上坂街北首西侧潘干臣家附属房的东山墙，有碑楼，外观类似土地庙，南侧是潘干臣家正房北山墙。据说如此立碑方式，是因为过去碑立于十字路口时，因靠近漕运总督署、淮安府署，向北还有大河卫指挥使司等官衙，淮安城内大小官员行走到此落轿下马极为不便，便被一任知府改为贴墙立放，此后进出“不必多礼”。1968年文革时期，“淮阴市”碑被认定为“四旧”之物，先是由红卫兵用黄纸封盖，后被砸毁运走，放于城北大队市河边作为水码头的垫脚石之用，直至1987年北门大街拓宽时，才找回此碑残体。根据清晰可辨的残文断字以及碑后的“韩信故里”字样，遂知此碑厚重的历史价值。后妥善保存于勺湖碑林之中，供后人怀古瞻仰，并在府市口原碑旧址西北30米处仿照明代原貌复建“淮阴市”碑供后人访古怀旧。